【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妮 刘雅婷 邬杰】编者的话：为期5天的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BIBF）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幕。本届BIBF累计吸引8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22万种中外图书亮相，举办1000多场文化活动。1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万人次入场参观。截至目前的初步统计，本届BIBF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26项。本届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文学如何出海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环球时报》记者在本届BIBF采访多名中国知名作家、文化学者，以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我们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刘震云：翻译家与作家最好的关系是朋友关系

作为BIBF阅读推广大使，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大使会客厅——刘震云和他的朋友们”主题会议上表示，BIBF走过了39年，秉承“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BIBF如今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书展。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BIBF与世界许多书展保持紧密联系，与法兰克福书展、纽约书展、巴黎书展等交流互鉴。引进来则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包括国外的作家、翻译家引进来。“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才能知道不同，知道不同才能知道相同。跟别人交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知道别人，知道别人才能知道自己，取长补短才能文明互鉴，这个民族才能够进步。”

截至目前，刘震云的作品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达1500万册。去年莫斯科民族剧院还上演了刘震云小说改编的话剧《我不是潘金莲》。谈及翻译家与作家的关系，刘震云认为，翻译不仅需要懂得两种语言，还要懂得两个民族不同的生活、历史和哲学。“翻译家和作家有不同层面的关系，比如职业的关系、文学的关系，而最好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这样他们就能对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及其背后的道理进行深入的探讨。”刘震云和很多翻译家的关系都很好，他的俄罗斯翻译家朋友还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请他吃俄罗斯菜和格鲁吉亚菜。

在刘震云看来，不同民族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不同的民族生活环境、宗教信仰、生活态度不一样，长的也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从这就能知道自己的认识是有缺陷和不足的，而缺陷和不足就是你下回写作的动力。”刘震云有时候喜欢坐在国外城市的街边观察。“只有了解开罗、纽约、巴黎、圣彼得堡，你才能更知道你们村。”刘震云说，“正如那句话：‘我们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麦家：《解密》出海等了12年

“我的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34个语种，在100多个国家发行。这是我曾经做过梦又觉得永远只会是梦的一件事，但在各国翻译家的帮助下，这个梦想成真了。”在“故事沟通世界——麦家对话30国汉学家”活动上，麦家表示，他首先要感谢的是祖国，“是因为它的崛起，让世界有了想了解我们的欲望和期待。而我在这个时候，非常有幸地成为了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代表之一。”麦家向《环球时报》记者坦言，他在写作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他开始写《解密》是在1991年，经历了17次退稿、11年的等待才正式出版。此后又过了12年，也就是2014年《解密》才在世界上大放异彩，被英国、美国两大头部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西班牙、法国等国出版。“从中文出版的11年到走向世界的12年，好像有一种暗示，就是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路原本并不那么宽敞。但有各国出版家和翻译家的帮助，我们迎难而上。因为我们的坚持和守望，让世界看到了更多中国作家讲述的中国故事。”

麦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今，由于他的作品面向的是全世界读者，与仅仅面对中国读者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写作心态可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如果压力过大，人的动作会变形。我在写作中一直在提醒自己：我写作的时候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自己。我要把自己对这个世界最真切的爱、最深刻的认识表达出来。我代表的不仅是麦家，也不仅是中国人，而是人类。”

康震：美国作家的杜甫传记

作为BIBF的活动之一，“世界作家话中国”——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趋势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知名文化学者康震在研讨会上表示，不久前，杜甫终于等来了他的传记《杜甫一生》，为杜甫写传记的是被《纽约时报》誉为世界伟大的随笔家之一的作家、美国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汉学家艾朗诺撰写的苏轼研究专著《散为百东坡》2024年出版了中译本。中国的古典诗词和古代诗人如今通过这样一种新颖的路径被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读者看到。”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获奖感言中用白居易名句‘雪月花时最忆君’来诠释日本传统文学和美学的精髓。可见在世界作家的笔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已转化成灵动的当代文字、隽永的诗行，留在世界文学的璀璨长河中。”康震说道。

“‘东学西渐’是这个时代的必然潮流”

在本届BIBF期间，举行了第十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6位获奖人。他们通过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多位获奖者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们与中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韩国《红楼梦》研究会前会长崔溶澈：我是1972年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第一届的学生。当时中韩尚未建交，但韩国已预见到未来需要掌握中文的人才，所以在大学创办了中文系。1992年中韩建交后，学习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多。后来，作为老师，我会在教学中推荐学生通过读经典文学作品学中文。我发现，不少学生在与中国人交流时，只要谈到《红楼梦》和唐诗等内容，就能很快拉近彼此距离，建立合作关系，这也让我更坚定了研究《红楼梦》的信念。

《红楼梦》在韩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当年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很少。我的导师鼓励我选择这一方向，于是我从硕士到博士都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目前著有《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红楼梦>解读本》等。中国学者在研究《红楼梦》时可以查阅大量一手资料，相比之下，韩国因为缺乏这些资料，多以翻译或文化比较等角度切入。例如，我们会研究朝鲜王朝时期的译官们是如何翻译《红楼梦》的，或者探讨《红楼梦》与《春香传》的异同。

未来我还会继续研究《红楼梦》，并将其推广到韩国社会。因为整部《红楼梦》篇幅庞大、人物复杂，外国普通读者接受起来其实并不容易。我希望能把《红楼梦》整理成适合大众的短篇故事形式，通过简化故事、分阶段推广，让更多人了解这部巨著，从而激发他们深入阅读的兴趣。

巴西汉学家、国际儒联执委沈友友：我最初是通过外文译本了解到中国文学，那时候我还没学中文。而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是我2006年到中国后，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论语》。通过它，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巨大差异。起初我尤其喜欢中国古代文学，译作包括《<论语>通解》《<庄子·内篇>通解》等。后来我逐渐转向关注近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我第一次读鲁迅的作品时还不太能理解，但随着中文学习的深入，特别是上课时听老师讲解，我才逐渐领会鲁迅独特的笔法和文学风格。我最近刚将鲁迅的《呐喊》翻译成葡萄牙语，将于今年6月底在巴西出版，这个项目我准备了4年。在翻译前，我读完了鲁迅的所有文章，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传记资料。我认为，翻译绝不仅仅是“字对字”的工作，而是一次与作家的深度“对话”，也是一次再创作。更关键的是理解作品背后的社会环境、文学潮流，以及作者的生平与价值观。只有以此为基础，翻译才可能真正忠于原作的精神。

我们这一辈人见证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地的人民深入地交往。中国在各地扮演积极的角色，成为大家不可忽视的朋友。“东学西渐”是这个时代的必然潮流。目前在巴西的大学生群体中，尤其是那些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产生自然的好奇心，这一部分人是文化传播的突破口。而针对更广泛的大众，我觉得需要探索视频多媒体等更灵活的传播方式。不过我自己依然相信书本的力量能吸引外国年轻人愿意深入了解中国。

突尼斯迦太基大学高等语言学院汉语专业负责人、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芙蓉：我来自突尼斯，是突尼斯和埃及双国籍的北非学者，同时也是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人。我把《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长城史话》《郑和与非洲》等80多部中国书籍翻译出版成阿拉伯语版本，在突尼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推广。中国文学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它是中国社会的镜子。我个人尤其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比如作家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的阿拉伯语版在阿拉伯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向外国读者真实介绍了中国人民的当下生活。

这次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我接下来会从两个方向为推动中国文学出海而努力：一是推动突尼斯的汉语教育，鼓励更多突尼斯青年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二是继续通过翻译和出版，把更多中国图书介绍给阿拉伯国家的读者，用书籍讲好中国故事。

俄罗斯汉学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罗季奥诺夫：对于一个翻译家来说，能得到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最高奖项的认可非常重要，这会激励我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做得更好。我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翻译了老舍、贾平凹、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26部，策划出版了《边城文集》《白雪乌鸦》《第四十三页文集》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译文集。

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我们有着人类共通的情感。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文学更好地了解彼此。近年来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同时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已被纳入俄罗斯高校人文学科领域。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遇到很多事情需要他亲自去了解，进行深入调查。因为翻译工作本身也是一个搭建桥梁的过程，所以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法，怎么表达确切的意思，是我一直在深入思考的问题。在翻译迟子建的作品《白雪乌鸦》时，我曾3次到访哈尔滨，就是为考证几个地名和一些文化现象。我建议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少用人工智能，多动脑子，多去走访了解中国，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目前我正在翻译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未来我想继续作为文化使者，致力于增进中俄人民间的相互理解，让世界更深入地读懂中国。（刘雅婷 邬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