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与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等多位海内外作家共同获得国际冰心文学奖。在伦敦参加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颁奖仪式期间，笔者与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91岁高龄的尼日利亚作家、诗人索因卡围绕文学、文明与生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对话。

王钦刚：您曾经说“作家的使命是在愤怒中保持清醒，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您的人生经历充满抗争——从早年因批评军政府入狱22个月，到流亡期间以戏剧揭露压迫，文学始终是您战斗的武器。这种“清醒”与“希望”在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沃莱·索因卡：文学是现实的镜子，但镜子不能只是复刻，它需要折射、变形，甚至打破。比如《狱中诗抄》，它不仅是个人苦难的记录，更是对暴政的控诉。我曾将约鲁巴（尼日利亚的一个民族）的传统仪式写入《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殖民者视其为“野蛮”，却不知那是约鲁巴人连接生死的精神纽带。文学必须直面被遮蔽的历史，将创伤转化为普世寓言。

王钦刚：您曾经提到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国际对非洲文学集体的认可，但许多作家认为个人荣誉会遮蔽创作初心。您如何平衡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沃莱·索因卡：奖项只是浮云，但浮云也能映照阳光。我获奖时强调：“我所代表的是非洲文学的土壤。”就像印度诗人泰戈尔诗中所写的“在黑暗里个体浑然一体，在阳光下个体多彩多姿”，个体的光芒终将汇入文明的星河。

王钦刚：您是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您刚才提到的泰戈尔则是亚洲首位。幸运的是，我本人是泰戈尔诗歌的译者，而您刚刚荣获的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其得名于冰心——她正是泰戈尔诗歌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学联结，是否让您感到亲切？

沃莱·索因卡：我青年时代读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那“生如夏花”的哲思，与我幼年在约鲁巴部落听老祭司吟诵的神谕十分相似。冰心女士的文字像溪水，清澈却有力。她翻译泰戈尔作品时，一定也在传递“爱与生命”的共鸣——这或许就是文学最神奇的力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文字触摸到同一颗心跳。

王钦刚：我是中国古代诗人苏东坡的研究者，我发现您与苏东坡的人生轨迹有相似之处——他因“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却能在贬谪中写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您在入狱期间创作出很多优美而悲壮的诗句。苏东坡作为“在苦难中超越的智者”，是否也曾给您精神上的慰藉？

沃莱·索因卡：苏东坡是我喜欢的中国古代诗人之一。我读过林语堂的《欢乐天才：苏东坡的人生与他的时代》（即《苏东坡传》），他的豁达是中国文人的典范。《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让我想起约鲁巴史诗中“向月亮祈祷”的仪式——人类对光明与团圆的渴望，原来不分地域、跨越时空。苏东坡在苦难中超越，而我在狱中写诗，何尝不是另一种“把酒问青天”？我们在泥沼里抗争，而文学让我们如莲花一样绽放。

王钦刚：您创立的“神话诗学”体系强调非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平等性，将约鲁巴神话与希腊神话并置。中国神话中也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的创世叙事，这些是否也曾给您启发？

沃莱·索因卡：当然，神话是文明的基因密码。约鲁巴的“奥里沙”神系与中国的神话传说，都是先民对世界的诗意解释。我在创作时，也会联想起古代中国神话里的“神灵居于山林”——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本就同根同源。神话不是“他者”的故事，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原乡。

王钦刚：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中的“诗言志”传统？比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担当，与您“文学就是政治”的理念是否相通？

沃莱·索因卡：确实有相通之处，杜甫是我喜欢的中国诗人，他的诗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现实之刃。我写《狮子与宝石》讽刺盲目模仿西方的青年，写《诠释者》揭露独裁统治，本质都是“言志”——用文学为沉默者发声。

王钦刚：作为一个从金融转向文学的创作者，这种特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翻译与创作之路。您对热爱文学创作的后辈有什么建议？

沃莱·索因卡：我对年轻作家的建议中曾经提到“警惕成功的陷阱”，而你有着与众不同的“双面人生”，华尔街的数字游戏教会你精准，但文学需要混沌中的灵光。若困在“舒适区”，笔便会生锈。此次获得国际冰心文学奖，是你成功转型的开始，也是一个完美的小结。就像你翻译泰戈尔诗歌，既要还原音韵之美，又要赋予其中文新生命。

王钦刚：您在患病期间仍然坚持创作。疾病是否改变了您对生命的理解？

沃莱·索因卡：疾病是另一种“流亡”，但文学让我与疼痛对话，它教会我以纯真对抗腐朽。我在病榻上写诗，把药都酿成了韵脚——苦难不是终点，而是诗意的起点。文学是人类的第二张面孔——它暴露伤痕，也治愈伤痕；它记录历史，更创造未来。而东方与西方的文学，就像两条并行的河流，终将在大海交汇。（王钦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