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宁波12月11日电 题：弥勒如何“东渐”成世界性文化符号？

——专访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

作者 林波

日前，2025雪窦山弥勒文化周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在中国，大肚弥勒的形象家喻户晓。其形象发端于印度，初传于西域，转型于中原，终成于江南。一路“东渐”，最终塑造出一个超越宗教、走向世界的中华文化符号。

弥勒文化如何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印度佛教中庄严的菩萨，演变为中国民间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这一巨大转变的关键节点在哪里？弥勒文化所代表的乐观、包容与和谐的精神，能否扮演新时代的“文化使者”？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2025年11月9日，2025雪窦山弥勒文化高峰论坛名山五人论道在位于浙江宁波奉化的浙江佛学院(总部)太虚大讲堂举行，多位专家与会分享交流。 中新社记者 董易鑫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大约公元1世纪到2世纪，弥勒由北印度传入中亚。作为原始范本的犍陀罗式交脚弥勒菩萨形象也伴随佛教僧侣迁徙，经喀布尔河谷流传到中亚城邦。

在公元3世纪至6世纪之间，巴克特里亚、巴米扬等地出现衣纹流畅的立式弥勒菩萨造像，弱化印度厚重感，融入中亚审美，标志着弥勒形象从北印度到中亚的转型。

与此同时，活跃于西域地区的竺法护和鸠摩罗什将已经流传西域的弥勒经典传入中国内地。到唐代玄奘时代，弥勒经典又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并在内地出现全新的弥勒造像，威严大气的倚坐弥勒佛成为南北朝、隋唐时代中国化弥勒的典型形象。

浙江奉化雪窦山的弥勒像。奉化区委宣传部供图

第二阶段的弥勒文化以唯识学说的流行为标志，弥勒文化从信仰型转变为理论型。

第三阶段的弥勒文化是两宋之际彻底中国化的布袋弥勒形象出现。当时，民间传说浙江奉化“布袋和尚”契此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与这种形象彼此呼应的是，弥勒文化的思想内涵也出现重大变革，从原来的净土信仰与唯识思想转变为禅宗化的实践智慧，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落实明心见性的修行，在包容喜乐的境界中见证般若的妙用。

至此，弥勒文化完成了从外来信仰到中国文化符号的彻底转变。

布袋弥勒，以普通僧人身份应化人间，其典型样貌是大腹便便，笑容可掬，衣着朴素，形貌慈祥，举止随和，姿态亲切，他甚至不以寺院生活为主，而多出现在田间地头，走乡串户，与孩童妇孺打成一片，不再宣讲唯识奥义，而是通过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智慧，将禅宗修行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

在第三阶段，中国化的弥勒形象完成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能够发生，自然与中国文化基因所携带的好简、尚善、超脱等性格直接相关，是西周以来宗教神圣性不断消解和人文性传统不断增强这一历史进程和文化特性在弥勒信仰领域的体现。

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是文化主体性支撑下的多元文化包容；中国文化的择善而从是文化本位不可撼动前提下的智慧抉择。总体上讲，是文化本位立场下文化主体性坚守，是在文明冲突特别是暴力冲突之外寻找处理文化关系路径的一种文化战略。

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作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不但确保其文化本位，而且在吸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性转化，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系。

面对外来宗教文化，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宗教中国化的根基所在。

历史上，中国宗教文化始终以鲜明主体形态演进：三代时期以“敬天法祖”为核心，两汉时期聚焦“天人感应”，魏晋时期围绕“有无之辩”展开。在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支撑下，随着佛教文化的进入，从魏晋至新文化运动前，形成“三教合一”的稳定格局——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教“治心”的分工协作体系，既契合人性多元需求，又以“雅俗同构”的内在机制实现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呼应，构建起圆融一体的中华文化主体。

布袋弥勒所代表的弥勒文化的自我变革，正是遵循与华夏文化主体相结合的路径才获得巨大成功。

浙江奉化雪窦山一景。奉化区委宣传部供图

其大肚畅怀、笑逐颜开、姿态轻松、举止亲和的形象，超越宗教的范畴，传递着东方的微笑，体现了人类共有的天性追求。

譬如，作为中国化弥勒文化的发源地，宁波奉化雪窦山自2008年以来积极推动弥勒文化的世界传播。雪窦山中华弥勒更是“入驻”尼泊尔、柬埔寨等国家，甚至漂洋过海进驻了南极洲，不但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开路先锋，也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新时空的重要象征。

我认为应当充分发挥布袋弥勒作为文化使者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布袋弥勒超越宗教的文化认同作用，帮助人们突破文化隔阂，增进各国民众之间的情感认同。(完)

李利安。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