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秘史VIII 美式民主与菲式体制

统统闪开

美式民主与菲式体制的混合物

美国的统治逐步扎根，岛国迎来新的掌舵者。这对于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教会和本地精英来说，带来了命运的彻底的掉了个个。

教会影响力大不如前，他们在战乱中遭受重创，大半年受伤囚禁或被害。美国人对教会态度也很明确，就是政教分离，不希望他们有任何政治影响力，而且还积极购买西班牙教会的土地。到了一九○四年，剩下的西班牙籍主教也被美国籍主教取代，教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大大缩水。

与此同时，那些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本土政商精英家族，现在被美国找来帮忙维持秩序。他们也趁机接手了不少教会地产。随着殖民地的经济逐渐开放，本土商业精英和政府官僚越来越重要，他们与割据乡间的本土精英家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后者通过持续积累的政商实力，逐步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省级层次，甚至有部分成员选择移居到都会区。随着群岛间的交通和贸易日益频繁，这些本土精英的网络日益紧密，也成为初来乍到的美国人乐意利用的主要政治基础。

在一八九八年，殖民者从西班牙人换成了美国人，那些暗地里主张“与美国合并”，表面上呼吁菲律宾自治的马尼拉都会受教育精英成了最早和美国政府合作的群体，并在一九○○年组成了菲律宾“联邦党”。

联邦党人一开始得到了殖民地高官的支持，但在总督塔夫特离任返美后，后续的殖民地选举预示了他们的衰败。在一九○七年菲律宾议会选举中，八十个席位的分配对于马尼拉的联邦党相当不利。

一九○七年的菲律宾议会，是美国殖民统治下本地人自治权的开端。选举中，非联邦党人大获全胜。从地方选举起家的奥斯敏那和奎松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并与友党联手拿下了五十九个席位，将选前改名的进步党（原联邦党）彻底击败。


奥斯敏那来自宿雾，奎松则是吕宋岛出身，两人都来自华裔混血精英家庭，都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圣多默大学修习法律，在美菲战争中服务于阿奎纳多阵营。

一九○七年，奥斯敏那和奎松双双当选菲律宾众议员，那时他们年仅二十九岁，后来长期位居美国殖民时期的政坛要角，成为菲律宾独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也都出任过美属殖民地菲律宾总统。

这场选举对菲律宾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自一九○二年起崭露头角的地方豪强精英，一举成为菲律宾全国政治的重要角色，击败了自一八七○年代起独霸政治地位的马尼拉都会精英。


未来主流的全国性政治人物，多数是来自地方豪强精英家族，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历练和运作进一步巩固家族政治经济实力，成为抵抗中央行政权伸向他们地盘的底气。这一反馈不断巩固成长，让西班牙时期萌芽的中央-地方分离的政治结构，透过美式选举民主延续，成了未来菲律宾弱体制国家的源头。

美国人的统治风格与西班牙截然不同，更加开放宽容。这也与美国国内是否殖民菲律宾的争论相关。支持人认为，菲律宾不仅是巨大的市场，还是通往中国商机的桥梁，同时也是展示美国文明的机会。

美国帝国主义者、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曾表示，菲律宾将永远是美国的领土，而中国则是无限的市场。他们不会放弃在东方的责任和机会，也不会放弃他们视为上帝赋予的使命——传播文明于世界。

然而，许多反对者，如作家马克·吐温、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认为，美国背弃了自由民主，侵犯了菲律宾的自决独立；另一些人则担心菲律宾人的涌入会污染美国的血统，或者担心菲律宾的廉价劳动力和对美国产业的竞争。

当时反对殖民的政治人物，甚至积极避免国内出现从菲律宾获益、为其游说的利益团体。美国政府设立规范，限制美国企业在菲律宾的活动，比如禁止美国银行体系延伸至菲律宾等。这是一个不敢尽情剥削的新兴帝国主义强权。

美国对菲律宾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美国的帝国主义意图是从商业利益角度看待菲律宾，有利可图时紧紧抓住，无利可图时则想放手。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人物很早就规划了长期目标，让菲律宾独立，或者至少对让菲律宾独立没有负面看法，只是现阶段美国还需要通过“文明教化”让“棕色小弟”成长茁壮，好好教导，让他们未来有足够能力治理自己的国家。

美国自认为是良性统治者，这种既自由开放又控制打压的治理，确实让美国始终处于一个“很典型”与“不太一样”的帝国主义强权之间。许多菲律宾人对美国殖民这段历史评价复杂，褒贬不一。

美国在菲律宾大力推动基础教育，大幅提升识字阅读的人数，对殖民地人力资源的培养有所贡献。1903年时菲律宾有22万学生，到1938年时提升为150万名。美国也开始设立许多专门技术学校，为菲律宾现代经济打底。

20世纪初时菲律宾有200公里的铁路，到1938年时为1350公里，道路与桥梁也从1908年时总长400公里，成长至1933年的15200公里，交通有显著进步。

菲律宾人在美国殖民时期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提供奖学金给菲籍公务员赴美进修，促使公务员素质提升，1912年总督法兰西斯·哈里森更宣布“菲律宾化”的殖民地新方针，为菲律宾本地人士参政开了扇大门。

菲律宾的政治人物在华盛顿进行了长期的游说和努力，争取在殖民地治理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菲律宾人可以直接参选省级民选职务，殖民地议会也在预算分配上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奎松担任菲律宾在美常驻代表期间，努力协助促成了《琼斯法案》的通过，同意菲律宾自治。随后，菲律宾的政治人物多次往返华盛顿和马尼拉，美国也曾派代表来调查。终于在和美方谈判中，逐渐确立让菲律宾走向渐进独立的法律基础。

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对“菲律宾化”表示欢迎。军人出身、曾担任美国驻菲总督的伦纳德·伍德就要求，在他和菲律宾人开会决议重要事项时，也要有其他的美国人在场。

伍德希望松绑外国人持有土地的规范及公营事业私有化来促进经济，而奎松等不少菲律宾政治人物则担心这会影响本地人权利，导致菲律宾经济被口袋殷实的外国资本掌握。奎松曾气愤地发下豪语：“我宁愿让菲律宾人把政府治理得有如地狱，也不愿让美国人把政府管理得像天堂，因为无论菲律宾人政府多么糟糕，我们总能撤换它。”

当时美国国内“进步主义”信徒与旧派政治的竞争，影响了菲律宾殖民地的发展。部分受美国国内进步主义影响的殖民官员对让菲律宾精英上位持保留态度——因为他们偏好抵抗部分菲律宾政客中饱私囊的立法作为，也紧抓着美国管理下的官署，避免太快被本土精英主导的国会篡夺。

驻菲美军对部分本地精英的政治理念与意图有疑虑，渴望将民答那峨岛重新拿回。1914年以前该岛由美军直接统治，后来才回归民选官员统治治理，而美军认为菲律宾基督教徒对南方穆斯林是威胁，只会剥削后者，而美国人是唯一保护力量。

本土精英扩大掌权的结果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让菲律宾人有更多影响自身政治命运的机会，为未来的独立国家铺路，另一方面也为菲式裙带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契机。此时本土精英们越来越能透过职位任命、参股银行、铁路公司等操作，巩固自身政治经济人脉、实力，并赚取参战选举所需的银弹。

每当部分美国殖民官员对此不满并试图干预时，本土精英就会以“反自治”、“反菲律宾”等大帽子反击，逼迫允诺菲律宾自治的美国收手。菲律宾将走向渐进式独立的事实确定后，许多美国殖民地官员也开始对负面发展撒手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并非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自利导向，但他们仍难逆转这种风气在菲律宾政治圈持续强化的现实。

此外，菲律宾的贫富差距也引人关注。美国的殖民体制，对菲律宾本土豪强精英在商业方面坐大发展大为有利：只有少数美国企业选择进军远东菲律宾；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伙同菲律宾议会对美企在菲发展订出重重限制，菲律宾豪强精英因此保有许多鲜受打扰的获利机会。

经济作物如蕉麻、糖、烟草、椰子等出口，成为美属菲律宾商业活动主动脉，而美国则成为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其在菲律宾的出口占比也比殖民前大幅上升三倍多至84%——菲律宾经济过于依赖单一市场与产业，但参与的菲律宾豪强精英却大发其财。

菲律宾中下阶层生活则进步较为缓慢，他们本身在体制内撼动殖民地政治的能力也有限。后来投票权限制逐渐放宽，菲律宾有投票权的人数扩大，但先一步登场的本土精英却早已将相关资源卡住，透过绵密的利益输送网络几乎挡住了任何政治、经济翻转的可能。

当代菲律宾寡头式民主的雏型，就这样由美国殖民政府与本土精英共同开辟确立，在未来此一体制将为本土豪强精英们发展家族政治王朝、渔利产业开启机会大门！

快乐星球

这就是菲律宾亲美国佬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