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也许是时候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软件征税了。”美国《财富》杂志今年年初以此为题，将“机器人税”这一话题引入公众讨论。而在近日举办的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对“向机器人征税”的公开表态，再度引发行业内外对这一设想展开热议。随着人工智能及人形机器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替代人力”的担忧日益显著，也使“机器人税”这一政策构想在美国、德国、韩国等多个国家持续引发探讨。究竟应如何设计“机器人税”？其背后涉及哪些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因素？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当前是否已经具备了开征此税的条件？《环球时报》记者就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

一种前瞻性应对方案

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类人机器人市场”的总规模有望突破5万亿美元，将有超过10亿个人形机器人投入使用。这一巨大增量意味着，未来几十年内，人类社会或将迎来一场影响力不亚于互联网普及的技术替代浪潮。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更是预测，未来每个人都会拥有3到5个机器人。在此背景下，不少人开始担忧机器人的介入会导致自己失业。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2017年就公开支持对机器人征税，提出机器人应该缴纳与人类同事一样多的税。

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系副教授迈克尔·J·安在2024年5月发布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的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在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因其可能在体力劳动和专业领域取代人类劳动而对经济和社会结构构成挑战。因此，征收“机器人税”是一种能够提高技术进步公平性的深思熟虑的策略。

一位机器人行业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机器人税”的构想，是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深刻社会经济变革所提出的一种前瞻性应对方案。核心逻辑并非惩罚技术进步，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机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生产力红利进行社会化的再平衡。“当自动化大规模替代人工岗位，传统的以劳动收入为基础的税收体系将面临侵蚀，社会保障资金池也会承受巨大压力。通过对自动化系统征税，可以开辟新的财政来源，用于支持被替代劳动力的技能再培训、职业转型，乃至探索‘全民基本收入’（UBI）等新型社会福利模式。”

美国东北大学教授李向明同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机器人将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和效率，但同时也可能伴随一定的失业风险。他指出，以特斯拉“擎天柱”为代表的人形机器人一旦普及，首先将为生产这些机器人的企业带来巨额利润。“市场如果让机器人企业完全独占利润，那对其他企业是不公平的，政府有必要介入监管，通过征收‘机器人税’等方式，来平衡全社会的收入。”

在自己的新书《人形机器人》一书中，李向明设想了一个名为“新大陆”的UBI实践案例：通过提高自动化企业税收、征收适度的增值税以及从福利项目中重新分配资金等方式，每个月能为每位成年人提供一笔与基本生活费用金额相当的款项，并根据地区差异进行调整。在这一机制下，被机器人取代工作的失业者，可以利用来自UBI的资金和社区支持重新创业，或者通过学习从事其他职业，如护理专业等。

据李向明介绍，UBI相关实践已经在芬兰、加拿大多伦多以及非洲等地展开，效果有好有坏。他认为，UBI的资金可来源于对自动化和机器人征税，尤其是对那些取代人类劳动的机器人征税，以缓解就业岗位流失产生的影响。同时还要对企业从自动化中获得的额外利润征税，使得“从自动化中受益最多的实体，为其社会影响作出相应贡献”。但他也强调，UBI理念目前也面临诸多批评。例如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可能导致国家债务增加、税收提高等。

制定“机器人税”需权衡多个关键因素

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德国早在数年前就已围绕“机器人税”议题展开讨论。德国最大的工会之一——金属工业工会主席弗朗茨·施泰因库勒曾提出征收类似税项的设想，主张将所获资金用于支持社会保障体系或教育系统等。不过，这一提议也遭到了商业界的明确反对。例如，德国慕尼黑及上巴伐利亚工商会在此前表示，反对引入“机器人税”或“机器税”。该协会认为，数字化和智能系统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机器人征税将抑制创新，阻碍技术进步。

同样，韩国关于机器人税的讨论也已持续多年，政界、学术界、法律界与产业界均存在不同立场。据韩联社报道，现任总统李在明早在2022年大选期间就提出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征税，并于2024年9月再次公开表示，“应通过机器人税确保经济可持续性”。他强调，AI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不能只让少数人受益，通过税收保障全民购买力，还可为基本收入等再分配政策筹资。随着李在明成为韩国总统，他的这一表态也被视为韩国未来推动“机器人税”政策化的可能信号。

不过，韩国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强调，在引入“机器人税”之前，尚有更紧迫的议题亟待解决。韩国金张法律事务所赵诚权律师指出，韩国虽是机器人使用大国，但核心技术依赖进口严重，2011至2015年间支付给美国企业的专利费就高达24万亿韩元。他认为在讨论“机器人税”之前，更应优先解决自主技术不足的问题。

“国际上，相关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确实也在审慎考虑，担心一个设计不当的税种会扼杀生产力进步的引擎，使本国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上述机器人专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然而，将“机器人税”与抑制创新简单画等号，可能忽视了政策设计的复杂性和战略意图。一个精心构建的税收框架，其影响并非绝对为负，甚至可能引导创新向着更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设计的“精准性”和“导向性”。

在迈克尔看来，制定“机器人税”需权衡多个关键因素。首先，必须明确征税范围，即确定应对哪些行业及何种人工智能功能征税。其次，需厘清税收责任的归属问题——是由机器人制造商承担，还是由最终使用机器人的雇主承担。第三，鉴于技术与商业活动日益全球化，推动国际合作尤为关键，以避免率先推行该税种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陷入不利地位。

“有更为紧迫和基础性的任务”

过去两年，人形机器人行业发展迅速，应用落地场景也得到极大拓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预计，2045年后，中国在用人形机器人超过1亿台，进入各行业领域，整机市场规模可达约10万亿元级别。几位受访专家纷纷表示，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的关键阶段。

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认为，让机器人“真正能干活”，快的话可能2到3年内会有明显的技术突破，慢的话可能3到5年，但是大概率不会超过10年。

“尽管人形机器人技术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突破，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立即启动对人形机器人征收统一税种的时机远未成熟。”上述机器人行业专家向记者解释道，核心原因在于，该产业仍处于商业化应用的极早期阶段，技术、市场和产业生态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目前，无论是特斯拉的“擎天柱”还是美国机器人初创公司Figure AI的产品，其高昂的制造成本、有限的续航与负载能力、软件系统的稳定性和通用性不足等问题，依然是阻碍其大规模普及的关键瓶颈。全球范围内实际部署并投入商业运营的人形机器人数量极为有限，对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冲击尚未形成任何规模效应。在此阶段，若贸然推行全球性的税收政策，无异于对一个尚在孕育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施加过早的财务束缚，极有可能扼杀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宝贵机遇。

该专家认为，相较于仓促征税，当前国际社会在应对人形机器人发展问题上，存在更为紧迫和基础性的任务，即协同构建一个适应其未来发展的全球治理与政策观察体系。

上述专家同时建议，一个更为审慎和务实的路径是采取分阶段、多工具的策略。在当前阶段，政策的重心应放在鼓励创新、建立标准和加强监测上。与其直接征税，不如探索其他更具灵活性的政策工具，例如，可以考虑为开发“人机协作”型应用的企业提供研发补贴。同时，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局部地区或特定行业，先行开展小范围的政策试点和模拟研究，探索不同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在产业真正成熟、其社会经济影响清晰显现之前，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审慎包容的政策环境，远比急于构建一个尚缺乏坚实基础的税收体系更为重要。

【环球时报记者 杨沙沙 陈子帅 环球时报驻德国、韩国特约记者 青木 黎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