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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大约10多天后，接到了本地县城公安局的电话，说让我去局里做个核减，配合一下他们的工作。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核减”，但感觉应该没什么大事，再说我已经把在菲律宾餐厅送外卖的事编得滚瓜烂熟了。于是就去了公安局。
刚到公安局，他们让我坐下，开始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去过什么国家、做了什么。我一开始回答得很轻松，感觉没啥问题。但警官似乎不太关心我回答的内容，目光一直在电脑上忙着查资料。突然，警官来了一句：“编继续编。”那一瞬间，我心里有点慌，开始回想自己刚才是不是说漏了什么，或者哪里有不对的地方。
警官继续加大语气质问我：“真的吗？”我心虚地点了点头，小声说：“真的啊。”这句心虚的回答，似乎一下子就暴露了我。当时我就被带进了拘留室，所有随身物品，包括手机，都被没收了，手机的解锁密码也给了他们。
当晚就开始了提审，审讯室里有两个审讯员。审讯员告诉我，说如果我坦白，可以减刑，还会给一个认罪态度良好的量刑意见，甚至有可能保释。我听了之后，心想他们似乎是在帮我解决问题，但我知道自己不能轻易认罪。我坚持说我只是在餐厅送外卖，根本没有做别的事。
审讯很长，记得那时摄像头对着我，红色的小灯珠闪烁着，像一只恶魔的眼睛盯着我。我当时回答的很多问题都没能准确回答，开始感觉自己有点慌乱。警察问我很多细节：怎么去菲律宾的？跟谁去的？餐厅什么样子？门口几个冰柜？餐厅用什么交通工具送外卖的？等一系列问题，我根本答不上来。问了两三个小时，才结束。
审讯完已经是凌晨2点了，整晚都没睡，拘留室里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床薄薄的被子，冷得我根本没法入睡。第二天早餐是两个馒头和两个包子，中午和晚餐是盒饭，跟外面普通的快餐差不多。
晚上又叫我复核笔录。审讯员跟我说：“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我心里一阵慌乱，开始动摇了。警察说，这个案子很小，判不了多久，坦白可能都不需要起诉，也不会有案底。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有点松了口气，觉得也许坦白没那么严重。警察还说：“你现在坦白，算是自首，等于给自己减轻处罚，不要让自己受这么多罪。”我在心里犹豫了一会儿，开始想着，难道他们真的知道我在菲律宾干的事了？我的手机里是不是有什么证据？
然后，我记起了一句网上的名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于是我开始动摇，想着也许没证据，第二天我就能被放出来。
到了第三天，吃的还是那几样，简单的馒头包子和盒饭。我听到警察说，这些是局里给嫌疑人的伙食标准。如果要吃好点的盒饭，家属可以给他们账户转账。听到“犯罪嫌疑人”这个词时，我还是有点震惊。自己从做核减到成为了犯罪嫌疑人，实在是太突然了。
接下来几天，没人再来提审我，偶尔有警察来告诉我：“不承认也没关系，证据找齐了，到时候会加重处罚。”他们似乎也不急，反正能找到证据，最后还得判更重的。
我以为自己能轻松过关，但到了第17天，我又被叫去录口供。这次，警察带来了一堆资料，桌子上堆满了文件。一个陌生的警官冷冷地看着我，说：“我们已经调取了你的转账记录，恢复了你以前注销的微信，里面有你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甚至还有带地理位置信息的转账。”他拿出截图给我看，那些聊天记录、转账信息，都是我之前删掉的，我都清楚地记得那是我曾用过的微信头像。看到这些证据，我整个人慌了。
警察说：“看在你是初犯的份上，我们给你最后一次坦白的机会。坦白后，我们会给你减轻处罚，保释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拒绝坦白就没机会了，到时候重判。”我犹豫了十几秒，心里知道不坦白可能真的更麻烦，但我也没有把所有事情交代清楚，只交代了一家公司，以及某些转账信息。其他的，我都说不清楚，尽量把麻烦缩小。
接下来几天，复核笔录时我不再那么紧张了，心想着差不多可以回家了。终于，在第21天的时候，警官给了我一张取保候审保证书，签字后我就能走了。我拿回了自己的物品，但手机没有还给我，警察说那是犯罪证据，不能给我。我也没再计较，因为那是我回国时买的备用机。
最后，警察跟我说，要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到时候会联系我。接下来就是等待检察院的传唤和开庭，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纠结要不要请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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